法国浪漫主义画派的代表人物德拉克洛瓦

发布者:admin 发布时间:2019-10-29 15:12 浏览次数:

  1824年对法国美术乃至整个欧洲美术都具有特别的意义。这一年中,作为新古典主义浪漫主义过渡的代表人物吉洛德去世了。早先全欧洲最重要画室的大卫画室中的学生们,要么江郎才尽,要么出现了风格上的摇摆。也是在这一年,浪漫派的急先锋热里科因骑马而不幸夭折。但是更重要的是,在这年的沙龙展览会上,多年受到冷遇的安格尔以他的《路易十三的宣誓》而大获称颂,法国国王查理十世还因此授予他荣誉军团十字勋章,法兰西美术学院接纳他为院士。与此同时,德拉克洛瓦也在这届沙龙中展出了他的《希阿岛的屠杀》,尽管在这届新古典主义占统治地位的展览会上此作受到许多批评,但它却代表了一种新的绘画思潮的正式出场,是这种思潮向新古典主义的正式挑战,这种挑战决定了欧洲绘画中两个主要方向的产生。

  德拉克洛瓦·《自画像》,1837年,布上油画,65×54.5cm,巴黎卢浮宫藏。

  德拉克洛瓦(Ferdinand Victor Eugene Delacroix,1798—1863)生于巴黎附近的夏伦东—圣莫里斯。他的母亲只是一个高级家俱师的女儿,但他的父亲却地位显赫,曾历任省长、外交大使和部长等职。虽然也有人推测他的父亲实际上是塔列朗大公,但是不管怎样,德拉克洛瓦是在一个条件优越的环境中长大的。在他母亲的影响下,德拉克洛瓦深爱音乐和文学,他一生与当时的大音乐家肖邦和文学家乔治·桑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但他走上绘画道路却是他的舅舅、大卫的学生里生奈的教导分不开的。在他18岁的时候,里生奈把他送入格兰的画室学习,从这时起他就表现出对提香、委拉斯贵支、委罗内塞和鲁本斯作品的浓厚兴趣。但德拉克洛瓦从不临摹前辈的作品,而是用心灵去体会,然后应用到自己的作品中去,这样的学习方法使他以后的创作具有了很大的自由而不是局限于某家某派。

  热里科的《梅杜萨之筏》对德拉克洛瓦的刺激是强烈的,这直接导致了他的《但丁之舟》的产生。但与格罗和热里科从现实中寻找题材不同,德拉克洛瓦则是从文学中寻找灵感,只是到后来他开始把视角转向现实的时候,他才真正赋予浪漫主义以当代意义。但此画在1822年沙龙展出时还是受到各方力量的注意,沙龙经过犹豫后还是接受了它(也许是他的家庭背景起了作用)。一些保守的势力批评它过于火爆,不符合绘画的规则,他的老师也保持沉默,但格罗却对它抱以极大的热情。他不仅说服评委接受了它,而且还专门为它配制外框。当时刚出道参与批评后来成为著名历史学家的阿道夫·梯也尔撰文高度评价了此画,并预言:一位天才诞生了。

  《但丁之舟》作为一件文学性虚构的作品,保持了古典主义的传统。在这一点上,它与安格尔和大卫从宗教和历史中选材的做法没有区别,但在表现方法上却是对以往传统的决定性挑战。德拉克洛瓦接过了巴洛克大师的传统,也吸收了热里科艺术的优秀的一面,但他在采用他们果断的笔触和有力的造型的同时,更赋予它色彩上的表现力度,褐色调与单纯强烈的色彩间的并置,加强了色彩的音响效果。但这里的色彩还主要属于色相间的对比,德拉克洛瓦的主要精力还在对气氛的渲染和对一种形体感觉的追寻上,只是到了1824年的《希阿岛的屠杀》时,德拉克洛瓦才真正开创了现代色彩的观念。

  《阿希岛的屠杀》,1822—1824年,布上油画,419×354cm,巴黎卢浮宫藏。

  《希阿岛的屠杀》取材于当时希腊人民为反抗土耳其人统治而进行的一场“独立战争”中的一幕。1822年土耳其侵略军在希阿岛对希腊平民进行了大肆掠夺,这一暴行遭到全欧洲进步人士的谴责,英国诗人拜伦直接参加了支援希腊人民独立的战斗,并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基于愤慨,德拉克洛瓦在此强烈声讨了侵略者的暴行。画面上惨遭蹂躏的平民、赤裸的少女、正在寻找母乳的幼儿与耀武扬威的侵略者形成鲜明对比,远处的烧杀抢掠中夹杂着依稀可闻的呼救声。强烈的用色极好地渲染了画面的气氛。

  在学院派古典主义绘画中,色彩只是依附于造型而具有意义的。一般是先用素描确定轮廓,然后再在这些轮廓内填上适当的颜色,这其中有着严格的程序。虽然从色相上看颜色之间也有变化,而且某些颜色看去还相当艳丽而谐调,但它们更多的是浓淡上的区别而已,某些画家,如提香、委拉斯贵支、鲁本斯等人,可以画出相当微妙的色彩变化,但他们还没有注意到色彩之间的关系的意义。从德拉克洛瓦的《希阿岛的屠杀》的外在意义看,它表现了画家的正义感和人道主义精神,是画家对战争和侵略的控诉和对弱者的同情,但对绘画本身而言,它标志着绘画意识和色彩意识的觉醒,是对以往绘画观念的彻底抛弃。这时的德拉克洛瓦特别关心色彩问题,并开始意识到了一种新型的色彩关系,他企图让色彩本身说话。在《希阿岛的屠杀》中他仍采用了以往以暗色打底,以厚涂的明亮色调加强亮部表现力的方法,但是色彩已更加细腻和丰富了。格罗在《拿破仑巡视艾劳战场》中使用的暖色调在这里更被强化为色晕的效果,它使色彩交相辉映,灿烂光彩,但更重要的是对光源色与补色关系的强调。我们看到,光源色照在人体上时呈现一种明亮的暖肉色,但是在暗部红色反光的衬托下,这种暖肉色又变成了一种冷绿色,这使皮肤具有了更细腻真实的质感。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说,这种色彩之间的补色关系是平常的知识,我们甚至会在自己的作品中有意夸张这种关系以获得更强烈的色彩表现效果,但在当时这却是不能忍受的。曾赞美过《但丁之舟》的格罗这次也发火了:“这不是希阿岛的屠杀,这是绘画的屠杀”。

  德拉克洛瓦一如既往地继续他在色彩上的探索,他把这看作是反对“形式”的重要手段。但他在另一方面又走向了对“形式”的新开拓,这就是对色彩与光的发现。在德拉克洛瓦画《希阿岛的屠杀》之前,他就对英国同行的发展有所了解,尤其英国画家康斯泰勃尔那些外光下的风景画(与普桑洛兰那些画室内完成的风景不同)中新鲜、明亮而富有光感的用色给他很大启发。在作品展出前,他立即用他所理解的康斯太勃尔的色彩关系重画了天空。但他对色彩关系的线年创作的《马里诺·法列罗》时。由于不能解决人物外套的色彩问题,他便驱车去卢浮宫请教鲁本斯的作品。途中,他凭窗外望,突然发现车身在明朗的阳光下呈现出青紫色的投影,而在它衬托下,黄色车身显得异常耀眼。由此,他发现了色彩的互补关系。这是一个伟大的发现!德拉克洛瓦随后把这一发现应用到了他的被称为“第二号屠杀”的《萨达纳巴尔之死》一画中。

  《萨达纳巴尔之死》,1827年,布上油画,392×496cm,巴黎卢浮宫藏。

  这幅创作于1827年的作品取材于英国诗人拜伦的诗。它描写了阿尔及利亚第一王朝的最后一位君王萨达纳巴尔在叛军包围并攻破皇宫,烧杀抢掠之际,命令其侍从刺杀他的妻妾和动物,烧掉王宫的情景。画面一片混乱,人畜交织,到处是激荡和对比:色彩的对比、黑白的对比、明暗的对比。但这一切又在大床和静躺在上面等死的这位暴君那里得到统一。这幅画中,色彩的华丽和视觉冲击力,在德拉克洛瓦的作品中是绝无仅有的。由于对比色的应用,画面色彩异常明亮、艳丽,而这种色彩与动荡的构图结合时便给观者造成一种心理上的压迫——这方面的研究是20世纪表现主义的任务。

  《自由领导人民》,1830年,布上油画,260×325cm,巴黎卢浮宫藏。

  德拉克洛瓦给自己规定了两个任务:1、从文学中吸取灵感 2、探索用色彩的表现力。这两个任务在他的作品中总是交叉互补,即使在他反映当代事件的另一幅重要作品《自由领导人民》中,他的想象力也没有摆脱文学的叙事性。但他还说过,“最美的艺术品就是要传达出艺术家的纯粹的幻想。”因此,文学的叙事性、色彩的表现力和幻想就构成了德拉克洛瓦作品的最主要特征。《自由领导人民》取材于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事件,它在法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当时法国人民为了反对国王查理十世的复辟,纷纷走上街头与保皇军队展开白刃战,最后占领了王宫。在这次战斗中,圣德克区的克拉拉·莱辛姑娘一马当先,勇敢地举起了象征着法兰西共和制的三色旗,少年阿莱尔为把这面旗帜插上巴黎圣母院旁的一座桥上,最后倒在血泊中。德拉克洛瓦虽没有亲身参加战斗,但却目睹了这一伟大的革命斗争。受此启发,他采用了热里科《梅杜萨之筏》的构图,在画中设计了一个象征着自由和胜利的女神形象。她作为全画的中心,反身召唤者民众向着敌人的营垒冲去。她身后的工人、知识分子和少年,象征了这场斗争的深度和广度。作者在此既真实又浪漫地抒发了自己的情怀,使主题具有了超越现实的理想化的真实。因此,德拉克洛瓦的真实观是在于在被渲染的气氛中找到事物应该有而不一定有的真实性存在。这样,他的真实就是一种心理上的真实——这实际上是一种很现代或当代的观念。在他之前没有一个人知道除了素描造型外,色彩本身单独也能造型。他在色彩上的发现也是前所未有的,其实他的色彩互补原理是比印象派画家更有专利权的,只不过他还没有形成一种理性的认识。这一切探索都使他走到了现代艺术的边缘上,但是他还摆脱不掉绘画的文学性和立意,这又使他掉回头去成了一个“古典”画家,但是从他开始,艺术已决定性地向着更多元的方向发展了。

  《阿尔及利亚女人》,1834年,布上油画,180×229cm,巴黎卢浮宫藏。

  《墓地少年》,1824年,布上油画,65.5×54.3cm,巴黎卢浮宫藏。

  《在摩洛哥猎狮》,1854年,74×92cm,俄罗斯圣彼得堡艾米塔吉博物馆藏。

  《十字军进入康斯坦丁堡入口处》,1840年,布上油画,410×498cm,巴黎卢浮宫藏。

  《雅各与天使搏斗》,1854—1861年,751×485cm,巴黎圣苏尔比斯教堂壁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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