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列松眼中的千年古城马泰拉

发布者:admin 发布时间:2019-10-26 19:18 浏览次数:

  1951年,玛格南创始人之一布列松受意大利政府委托,首次前往古城马泰拉进行拍摄,旨在记录那里的南部卢卡尼亚大区。这座城市曾经因为出现在意大利艺术家卡洛·莱维(Carlo Levi)和洛克·斯科特拉罗(Rocco Scotellaro)的画作中而为人所知。而布列松则用镜头更全面的展现了城市风貌;除了马泰拉,还有邻近的波坦察,以及它们各自的卫星城。

  1985年,布列松把自己1951至1952年和1972至1973年间分两阶段拍下的系列作品捐给了马泰拉市。 洛克·斯科特拉罗和巴斯利卡塔档案中心(Documentation Center Rocco Scotellaro and Basilicata)在战后一直致力于记录该地区的风土人情。 今年,马泰拉被选为欧洲文化之城,我们回顾了中心总监卡梅拉·比斯卡利亚(Carmela Biscaglia)最初为纪念中心收录这批作品而写下的话语。

  一切都始于布列松在1985年通过朋友洛克·马扎罗尼(Rocco Mazzarone)给特里卡里克(马泰拉)政府的一次捐赠。此举的目的是纪念摄影师的朋友洛克·斯科特拉罗,他在第一次造访卢卡尼亚时便认识了这位诗人,可惜斯科特拉罗在1953年便英年早逝。

  基金会现有26张照片,它们不仅是对20世纪卢卡尼亚的一次重要摄影综述,这些作品的诞生时间也恰好与该地区的关键历史节点重合,一是1951至1952年,二是1972至1973年。

  照片都配上了马扎罗尼撰写的评论,他是一名医生兼知识分子,对卢卡尼亚十分了解,在法国摄影师布列松拍摄期间一直陪伴左右。两人之间的通信便是深厚友谊的见证。

  这是让布列松走进当地世界的关键一环,也巩固了他的信念:“无论移动还是留在原地,都需要站稳脚跟,建立亲密关系,得到所处社区的支持。”

  布列松认为,摄影是这样的一种经历:通过探讨存在的价值,让自我和他人得以融合。用他的话来说,“我们正是在生命中发现自我,并与此同时发掘外部世界。”

  布列松受到他们的委托,在1951年底来到马泰拉,先联系上了一批专业人士,包括里卡多·木萨蒂(Riccardo Musatti)、朱塞佩·依思那迪(Giuseppe Isnardi)、图里奥·坦托里(Tullio Tentori)、弗兰切斯克·尼蒂(Francesco Nitti)、洛克·马扎罗尼和弗里德里希·乔治·弗里德曼(Friedrich George Friedmann,这位美裔德国哲学家正是整个项目的灵感由来)。他们通力合作,针对当地传统洞穴民居(Sassi)里的生活完成了一份出色的视觉分析,之后与小组报告一起发表。

  委员会一直持续工作到1954年,为整个项目打下了坚实的人类学基础,帮助政府深入理解那些以土地为生的人们的世界观,再加上社区运动(Movimento Comunità,由奥利维蒂引荐)的启发,给马泰拉市和La Martella等农村社区以及其他新社区的规划总结出了38个指标。

  新地区的建设按照加斯贝里总理通过的石屋改造法规来进行,汇聚了当时最优秀的一批建筑师和城市规划师的智慧,比如路易吉·皮契那托(Luigi Piccinato)、鲁多维科·夸罗尼(Ludovico Quaroni)和卡洛·阿莫尼诺(Carlo Aymonino)。

  这就是布列松在卢卡尼亚开展第一次摄影报道的背景,他把后来摄影集《Les Européens》(欧洲人,1955)的出版也得益于于这趟充满人文主义、专业性和艺术性的旅程。

  这也是当地在五十年代初的典型环境,当时有一系列北美学者的研究项目,得到意大利议会扶贫委员会赞助,还有像玛格南摄影师恩斯特·哈斯(Ernst Haas)、大卫·西蒙以及佛斯可·马莱尼(Fosco Maraini)和阿图罗·扎瓦蒂尼(Arturo Zavattini)等其他摄影师的报道。

  不同群体都为当地带来了变化,在卡洛·莱维回忆录《Christ Stopped at Eboli》(基督停留在埃博利)大获成功后,那里成为了学术的热土。这本畅销书的英文译本于1947年出版,让国际将目光投向洞穴民居保护的困境,以及意大利在战争中落败后,卢卡尼亚大区深陷贫困的惊人状况。意大利政治家阿尔契德·加斯贝利塑像。意大利,巴斯利卡塔,马泰拉,1973年© Henri Cartier-Bresson Magnum Photos政府在一家偏远的农场进行土地分配。农民在名字被叫到的时候站出来,抽签决定分到的土地,地契都放在桌上。

  在摄于1951至1952年的作品中,可以看到布列松对当地人和土地的深深敬意,他捕捉下了莱维和斯科特拉罗眼中开始出现变化的卢卡尼亚。

  也是在这时,当地的困难生活开始得到改善,这归功于一系列改造项目,包括将石屋居民集体迁移至更加干净卫生的新市区,提升人民受教育水平,以及把大地产分配给贫穷的农民,希望能帮助他们有所成就。

  其中有一张比较有代表性的照片,背景里是当时土地改革后在卢卡尼亚举行的小耕地再分配仪式,会场上人满为患,一位农民用传统的罗马敬礼手势来表示自己的谢意。

  在另一张照片里,医生在给新生儿用药,表明改革后公共卫生和营养条件得到改善,缓解了当时高企的儿童死亡率。这些照片都是布列松在战后时期的代表作,其中社会性宗旨的比重大大提高。

  但是,也能在这批卢卡尼亚的照片里看出,摄影师并未放弃他“对于人类独特行为及其不同表现的恒久模式,所满怀的深情与好奇”。了解到卢卡尼亚的贫困状况后,他投入了深切的情感。直到1974年7月6日,他放下了身为记录者应有的科学性中立,在给朋友马扎罗尼的信中写道:“……让我很伤感,因为我对这个国家和我们见过的人满怀依恋。”

  二十年后回到卢卡尼亚时。布列松开展了第二次摄影报道,这二十年间,最低生活生平走到终点,工业化起步又带来了新问题,摄影师记录下已经翻天覆地的社会和经济现状。

  他拍城市也拍乡村,拍摄人们的生活,拍摄传统庄园农场上的劳作,Val d’Agri的现代化小农地,梅塔蓬托及其周边的耕作新方法,古老图书馆里广泛展开的文化讨论,老老少少面临的新现实,以及工厂、高架桥、水泥堤坝和桥梁引发的变革——有一张照片拍的便是波坦察那条由塞尔吉奥·穆斯密西(Sergio Musmeci)设计、连接城市和工业园区的大桥。

  这一切让当地人们看到一条走出洞穴和贫穷、摆脱最低生活水平、不再受Pisticci和Aliano的荒凉沟壑所限制的道路,继而抓住工业和农业现代化带来的新机遇。

  透过莱卡镜头,布列松记录新与旧、男与女、富有与贫穷、强与弱、个体和团体、团体和群体,同时一直保有深入体察个体心灵的能力。布列松捕捉了巴斯利卡塔的古老习俗和新生风俗之间的对比,异教徒神话和基督教传统的共存,还有电动新设备和过时的工具——试想犁和驴,长久以来伴随农民辛勤劳作的忠实伙伴,以及回归故土的移民所用的拖拉机和摩托车。

  这位伟大的摄影师也不忘记录年轻人,他们尚未实现工作上的抱负,如今做好准备踏上新的征程;还有统治阶级,他们继续施加恩惠,用洛克·马扎罗尼的话来说,脆弱的工会和政党不过是“家庭和移民组成的团体”,而重大决定的做出依然落于别处。

  1973年的一个下午,马扎罗尼陪着布列松前往巴森托谷,许多此后永远不会建成的村落,当时即将埋下奠基石。他让摄影师拍摄“参与者那自负的样子”,但布列松回答说,得碰上机会才行。

  即便是在那样的情况下,他依然是一名好奇的旁观者和细致的见证者,审慎地踮脚走近现实,“带着天鹅绒手套和猎鹰的目光”察看镜头下的卢卡尼亚。

  这批作品在构图和几何上的平衡无可挑剔,不同形状在他本能的凝视中被有机的组织起来,继而激发讽刺或伤感,促使我们作出评估,唤醒人类的同情心,体会到与布列松在抓拍瞬间同样的愉悦心情。

  我是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龙晓燕,关于泰国的民族历史和文化,问吧!

  我是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龙晓燕,关于泰国的民族历史和文化,问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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